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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系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和平,是在表明一个基本的宗教原则。伊斯兰教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宗教。他不是纯粹唯心论者,也不是绝对唯物论者,他以物质世界的存在,来证实精神世界的存在。 伊斯兰教是一个天道与人道并重的宗教。他不仅教导人们要敬畏真主、崇拜真主,而且...【详细】
伊斯兰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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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

清代衙役为何被归入“贱民”

发布时间:2018-01-27  来源:未知  作者:信息发布中心

  作者: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袁博

  清朝乾隆年间,安徽有个非常出类拔萃的武童,善使拳棒,天资聪颖,大家都认为这个孩子以后可以通过武举获得功名。然而,就在他报名参加武科乡试时,却被同乡举报最终无法参加考试。原来,这个武童的爷爷曾经在县衙当过衙役,而根据《大清律》,他的爷爷属于清代的“贱民”阶层,所以三代以内的子孙都在法律上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参见许石林:《清朝为何视捕役后代为贱民》)所谓贱民,就是指法律规定过着社会公认的,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中被限制特定权利、地位低下的底层社会群体。

  问题的提出

  那么,在影视作品中威风凛凛的衙役,为什么居然成为“贱民”?在清朝,《大清会典》规定,对居民要分良贱,其中“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隶卒为贱”(“四民”指民、军、商、灶)。具体来说,清代法定的贱民等级包括奴婢、娼妓、优伶、乐户、惰民、九姓渔户、疍户、佃仆和公差隶卒。其中的公差隶卒,即衙役,包括皂隶、马快、步快、禁卒、门子、仵作,等等,负责审讯、缉拿、拒提、保卫、押解、征粮各项事务。

  自明代以降,贱民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等级,在各种层面都受到歧视。例如,在与良民发生法律纠纷时,往往在同等情形下处罚较良民更重,甚至其主人可以任意处死贱民;又如,法律阻止贱民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流社会,规定所有贱民及其四世内子孙都无权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甚至连用钱“捐官”的资格都没有;再如,在明清的司法审判中,被告往往会诉称自己是冤枉的,因为“家世清白”,这里所谓的“清白”,就是指几代人都不是贱民,而是良民,而清代有的士绅家庭,更是明确严禁子孙从事衙役等贱民职业,良贱不能通婚也是社会的常态。良人一旦变为贱民,不但会在家谱上被删去姓名,而且在死后不能进入家祠。

  衙役在清代被列入“贱民”等级,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因为在同时期的日本、朝鲜和印度,都在各自的社会等级中存在严苛的“贱民”制度,但除了我国(清朝),其他国家都没有把执法人员列入到贱民阶层。显然,历史的真实与人们心目中的衙役形象实在相差太远,因为尽管清代供司法官员任意驱遣的衙役必然地位不高,从各种记载来看,他们都是在平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执法人员,但是他们为何不但法律地位不敌平民,甚至还沦为不齿于常人的“贱民”?

  衙役被列入“贱民”的历史原因

  从历史源流角度看,衙役的前身是在古代官府中担任低级职务的官奴婢,又被称为官贱民。而在古代中国的各个朝代中,在官衙中执掌杂役的都是奴隶。例如,在春秋时代,在官府中服务的奴隶贱民被称为“皂、舆、隶、僚、仆、台”;在秦汉时期,被称为“隶臣妾”;从魏晋到隋朝,被称为“杂户”;唐宋被称为“吏胥”。(参见卢忠帅、杜希英:《浅析清代隶卒贱民身份之成因》)发展到清代,隶卒衙役不但延续了传统的卑贱身份,更在法律上被明确定位为“贱民”。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种卑贱的社会地位,衙役阶层在自我认知上并没有产生抵触。例如,《水浒传》中的武松因为打死老虎被提拔做过阳谷县的步兵都头,名字听起来八面威风,但其实就是衙役头,在初次见到宋江时,宋江要拉他上坐,他却拼命推辞,原因就是因为在当时的观念中,衙役属于“贱役”,地位低于宋江那样的“刀笔吏”;再如,杨雄武艺超群,由于身份是衙役中的专职刽子手,也只能“娶了大户人家的婢女潘氏”。

  衙役虽是司法人员,但考察明清的衙役制服样式,似乎也可以窥测出其身兼执法人员和贱民两种身份的尴尬地位。在明代,衙役戴的制帽是方形的,而且一个角向前,旁边插一根孔雀毛或黄色流苏,被称为“屋檐之怪”;身上的长袍是黑色的,因此被称为“皂隶”,而黑色着装是当时贱民的标准服色。这种装束据称与被灭亡的元朝色目贵族相似,却成为执法人员的装束,似乎能够反映出明太祖的好恶,很可能是因为朱元璋早期生活在底层,熟知衙役欺压百姓的丑恶,因此希望通过贬低羞辱的方法,在各种层面打压衙役,实现某种社会的平衡。而在清代,衙役的制服表现为制帽半红半黑,就连鞋子也是一只红一只黑,并且不得换穿朝廷规制之外的衣帽,似乎也在延续着统治者对这个群体的双重定位和评价。19世纪下半叶,一个英国人记录了他在广州旁听审案的经历,他对衙役的外貌装束是这样描写的:“其间最惹眼的就是那些戴着红帽的脏兮兮的粗壮士兵,他们就是‘衙役’。他们的任务……对犯人严刑拷打。”除了制服,法律还规定了许多细节,不断暗示、强化衙役的卑微地位,例如,衙役不得从衙门正门出入,不得坐于公堂,否则就要受刑(依《大清律》,杖七十,徙一年半)。而官员动辄殴打、鞭笞衙役,更成为常态。例如,在《水浒传》中,何涛是济州府的“三都缉捕使臣”,看似头衔很大,其实就是济州府尹下辖的执掌缉捕的衙役头目,仅仅因为无法限期破案就被脸上刺字。

  衙役被列入“贱民”的经济原因

  清代衙役是一个庞大的执法团体。例如,清代大兴县的衙役编制是127人,但实际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编制,原因是衙役承担了该地区(一个大县往往有数十万人口)全部的司法、行政执法事务,编制人数根本不敷使用。因此,当一个捕快被指令调查一桩犯罪时,往往要带上两个副手(“帮役”),而这两个副手又分别会带上七八个自己找来的“白役”(编制之外的衙役)。例如,据光绪朝一份御史奏折所载,新华县一旦遇到命案,经常出动数百衙役前往勘验,而无名白役更是多达一两千人。又如,清代刘衡记载,当他去四川巴县上任时,发现衙役竟7000人之多。清代衙役的薪水非常低,多数衙役每年拿到的银两(“工食”)是3两到6两(购买力相当于600元到1200元),在当时仅够一户三口之家一个月的饮食(参见布儒:《清朝官府“临时工”的灰色收入》),而《红楼梦》中刘姥姥的话表明,一个农村家庭一年的开支最低也要20两。事实上,就连这种薪水也经常会被县衙官员克扣,而编制之外的衙役更是毫无收入。清代政府在经济上严苛对待衙役的理由一方面在于吸取历代冗员费钱害政的教训,注重“量入为出”,竭力降低政府行政管理成本,降低国家财政预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寻求某种“平衡”,即从经济上削弱、打压这个手握官府执法权力从而容易为非作歹、欺压良善的执法集团。然而这种奇妙的理由却造成了相反的效果:正因为收入微薄,所以衙役更加要利用手中的权力从一般的百姓中想方设法榨取钱财,很多衙役甚至因此发家致富。为了从堂上杖刑中获取贿赂,有经验的衙役会练就竹板打豆腐响而不碎的神奇本领,往往一桩杀人案就可以索取数万钱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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